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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环地下室的“精神良药”

来源:澎湃新闻 2019-07-06 10:55   http://www.dghc0389.com/

(本文原刊于《107调查》第五十六期第二、三版。本文版权归《107调查》所有,如需转载,请在公众号《107调查》后台留言或联系邮箱investigation107@163.com)

北京实验音乐的场地在近十年内更新换代,从五道口的D-22,到地安门的XP,再到美术馆街的fRUITYSPACE。

有人将这里当作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场地的延续和传承,但主理人翟瑞欣不接受这种看法,“我只不过开这么一地方,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,我没有刻意地要做成谁。”

也有人已经敏锐觉察到了这里特有的文化氛围,这种氛围使得这剂“精神良药”以平淡的方式植入了当下时代某些有意义的部分。

而这一切,都始于在北京提供一个音乐小场地的念头:没有舞台,没有装修,为了让来的人“不用端着”。

记者|张秋仪 唐子晔 罗敏利 王妍;文编|唐子晔;事实核查|叶紫瑜

二环里的地下室

二环符合外地游客对北京古老一面的幻想:统一粉刷的灰墙、低矮齐整的胡同、年长的“原住民”。沿着中国美术馆东街向北走,再经过一家排队到胡同口的烤肉店、棉麻店和一栋紧闭大门的住宅,就能看到一个没有招牌,只有Logo的门面。再凑近听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音乐回荡在这间名为fRUITYSPACE的地下空间里——这里有4台音响,音效极好,对于100平米的空间太密集了些。

尽管主理人翟瑞欣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但fRUITYSPACE绝不是能套进“传统文化”模版的地方。

装饰模仿美式工业风,带着点复古的气质。墙没被粉刷过,留有当初租下来时的水渍。舞台旁竖着一个绿色屏风,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居摆设。令人恍惚的还有旧式钟表,和按钮突出的老式电风扇。如果无意中挑中了画满涂鸦的椅子无需惊讶,沙发也“像是搬家时捡剩下的”。

极速赛车APP很难形容fRUITYSPACE是什么,只能说它不是什么。

它算不上酒吧,尽管不少人常来喝酒。

翟瑞欣并非好客的主人,他不会主动和面孔新鲜的客人搭讪,是不是第一次来、怎么听说这里的,都不重要。很多时候,他只是看电脑,或者坐在门外的凳子上。只有顾客点饮料时,他才站起来,在吧台“叮铃咣铛”。

翟瑞欣在吧台调酒。 

唐子晔/摄

它并非一家LiveHouse,虽然请乐队表演是每周惯例。

它没有Live House里标配的五颜六色的灯光,没有太复杂的设备,也没有专门的调音师。曾经是乐手的翟瑞欣自己上手:“你那个吉他声音有点太亮了,太扎,高频稍微消一点。”

最重要的区别,是这里没有高出地面一截的舞台,灰色的水泥平地让音乐人和观众之间没有因舞台高度产生的距离感。这是翟瑞欣特意设想的——拉近乐手与观众的距离,“不要让所有人都端着”。

这不是一个小型电影院,尽管每周三都会有纪录片放映。

放映不是为了赚钱,它免费向公众开放;也不是主理人的点子,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刘生在去年提出的。因为“精神生活太贫乏,想做一些直接有效的事情”,刚开业便“混迹”在此的刘生向翟瑞欣提出这个想法。映后讨论的内容不设边界,观众和刘生能从影片花絮聊到导演心理,从“恐怖分子”谈到“原教旨主义”。

放映纪录片前的fRUITYSPACE

唐子晔/摄

这里更不是一个办艺术展览的专业场所,虽然展览信息总在不定期更新。

常设的图片展览挂在不显眼的小隔间里,灯光自始至终只呈现昏黄的色调。相比798这样专业艺术区里的展览,这里的展览有时显得“草根”。但这不代表“不专业”,刘生在这里认识了几位摄影师,他们“身份业余,水平绝对不业余”。

每年五一,这里会举行“破烂儿节”活动,与其说是展览,但其实就是一个“来去自由”的二手市集。无需报名,带着旧物和收款二维码,占领一块空地就能摆摊。

来摆摊的多是20、30岁身着复古风格的年轻人,卖的东西也稀奇古怪——朝鲜邮票集和大同江啤酒、香港二流言情小说、美少女漫画、坏的电脑显示器,甚至一盆绿植。

有人说,待五分钟便知道自己属不属于这里。在“破烂儿节”上,有位约40岁的女士专程带了一大袋用布卷起来的包裹,转了两圈,发现她想处理的旧物和大多卖的的风格不同,灰溜溜地走了。

在百余平的地下室里闲逛一下午的王大川是属于这里的人。虽然没有摆摊,也并不打算入手玩意儿,他只把这里当作陈列旧物的展览,开始搭讪起卖朝鲜邮票和啤酒的姑娘,和她们聊了好一会儿。

王大川每周大概来两次,周三看纪录片,周末看乐队演出,大家都叫他“王哥”。王哥在房地产公司上班,40多岁,属于年龄偏大的常客。虽已是不惑之年,但王哥“特愿意和年轻人聊天”,心理没有隔阂,也不会拿出前辈对晚辈说教的江湖态度。“在这里我就感觉舒服、随意、放松。”

从ME:MO乐队到主理人翟瑞欣

极速赛车APP想要进入fRUITYSPACE的地下室,还要再下几节木质高台阶,穿过一群随意地坐在台阶上抽烟、喝酒、聊天的人。姚澜就坐在其中。

姚澜是fRUITYSPACE的另一位主理人,也是摇滚乐队二手玫瑰的吉他手,被乐迷们称作“澜姨”。姚澜和翟瑞欣是“发小”,近年来,北京的LiveHouse越来越多,但同为音乐人的两人,都觉得北京缺少乐队和观众间“没那么有距离感”的小场地。

翟瑞欣有这样的想法五年了。五年前,他还在东四头条开黑胶店。80平米的店面里,摆放唱片就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积。他邀请实验音乐风格的乐队来演出,观众零零散散只有二三十个,但场地还是太拥挤。

几份关注唱片动态的免费报纸《唱片日常》摆放在fRUITYSPACE吧台门口的支架上。

唐子晔/摄

在北京,找到合适的场地花费他们近两年的时间。费心辗转多次,最终租下的这个地下室纯属巧合。2015年年底,这里还是一家面馆。某一天,家住附近的翟瑞欣来吃面,无意听到老板打电话说要转租,“面也不吃了,直接问价格”,当即给姚澜打电话。姚澜隔着电话又惊又喜,“那时我还在画室画画呢,直接打车就过来了,马上就租下来了。”租房太着急,他们没考虑租金贵不贵,也顾不上砍价,“突然找到了这么个地方,只觉得特不容易。”

地下室被改过好几回,之前是面馆,再之前是文具店、茶馆、按摩店,但没有一家撑到一年以上。fRUITYSPACE于2016年2月正式营业,已经坚持了三年多。

现在不少实验乐队在这里演出。一开始翟瑞欣主动邀请,久而久之便固定下来。

朱文博在fRUITYSPACE演出约20场。白天,他朝十晚六,是唱片公司的项目经理,公司里玩乐队的人很多,他似乎并不起眼。但在fRUITYSPACE,他是独立乐队“阿部薰没有未来”的吉他手,实验音乐厂牌“燥眠夜”的创办者。

朱文博是北京实验音乐圈子里演出最活跃的乐手之一,演出地点不定,在小型场地,在LiveHouse,在家里,甚至在东三环的地下通道。5月11日的演出前,乐队只排练了两天。他们豆瓣小站的介绍很简洁,除了成员编制,只有一句“上次排练的歌曲,现在已经忘记怎么弹了。这真是太好了”。这种随意中诞生的新鲜与灵感,与fRUITYSPACE的气质倒是很吻合。

朱文博用小提琴弓“锯”吉他弦,这在实验音乐演出中很常见。

唐子晔/摄

当晚演出的还有“酸塔乐队”。这支“新手乐队”此前表演过两次,豆瓣小站只有98人关注。除了主唱兼吉他手王旭有过乐队经历,其他两位成员都是第一次组乐队,甚至“连乐器都是现学的”。

2018年上半年,朱文博在豆瓣小站上发现了这支乐队,并推荐给了翟瑞欣。第一次接到来fRUITYSPACE演出的邀请,酸塔乐队还没有正式演出的经历,以“什么都不会”为由拒绝。受到翟瑞欣“将压力转化成动力”的鼓舞,她们最终决定参加“2018元旦演出”,演出时三人配合不够,略显青涩。

翟瑞欣邀请乐队不在乎身份是否业余,但“音乐要有趣”;鼓励新手,但要看到进步空间。

5月11日的演出则是王旭主动联系,翟瑞欣给了她周六晚的黄金时段。演出结束后,在场的观众评价她“可以用惊艳形容”。几位外国人跟着节奏摇头晃脑,对旁边的人频频点头;还有人拍拍胸口,发出赞许的欢呼。翟瑞欣在社交媒体上夸赞她“成熟了不少”。

酸塔乐队主唱王旭的演出

唐子晔/摄

fRUITYSPACE微博账号的第一条微博发布于2012年,分享了一张编曲完成的界面图,配字“新曲”。

彼时,翟瑞欣被人熟知的身份不是地下室的主理人,而是电子音乐人ME:MO。2010年前,ME:MO还会频频出现在国内音乐节和国内外LiveHouse里。

2003年,ME:MO的第一张小样诞生了。制作软件是盗版的,没人教,自己摸索着学。那时整个北京的电子演出都很少,一个月能有一两次就不错了。场地只有三五个,像极了上世纪的老歌厅,只有卡座、廉价的桌椅和一个简陋的舞台。场地不按演出的音乐种类划分,“所有的,像朋克、后金属都在一个场地里”。在那个音乐圈还未注入太多资本、尚未起步的年代,没人能靠演出吃饭。

ME:MO后来分别于2006、2008、2010年发布三张专辑,在电子音乐圈中渐渐提升知名度。由日本电子厂牌plop出版的专辑《Peking Scene》被评选为2010年百张最佳专辑第85名。但这些荣耀他却不主动谈起,不熟悉的人问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“以前玩过音乐”。

北京像是个快速膨胀的气球,水泥地加筑钢筋,科技巨头进驻,音乐场地也随城市发展一并迅速扩张,最著名的那几个成了音乐梦想的收容所。“开心乐园”之于地下摇滚,D-22之于愤怒摇滚,13CLUB之于金属摇滚,一系列音乐人都在这个时期汲取了养分。

极速赛车APP音乐场地更加丰富,却始终没有出现翟瑞欣心目中的那个。

2010年他去日本演出,在东京的小场地里,前几排观众围坐在桌子旁,其他观众站在后面,“既解决了LiveHouse里那种群体站立看非舞曲电子现场时会出现的冷场状况,也缓解了台上表演者被围观的感觉”。多次国外游历的见闻让翟瑞欣意识到国内类似场地的缺失,这也影响了后来fRUITYSPACE不设舞台的决定。

如今,ME:MO几乎不演出,不创作,没有新的作品就更不想演出,这仿佛陷入了循环。然而,这间地下室需要的不是ME:MO,而是快40岁的“主理人”翟瑞欣——打扫地下室,制作宣传海报,联系乐队,和其他场地洽谈合作。这些几乎都是他一人统筹。虽然因利润有限“请不起员工”,翟瑞欣却不常露出疲态,反而乐在其中。

极速赛车APP翟瑞欣在整理演出场地的物件。

唐子晔/摄

稀松平常的“精神良药”

2008年,翟瑞欣和好友着手做了一个网络音乐电台,叫“我的精神良药”,到现在还没停。“就放点我们喜欢的歌儿而已”,歌曲主要诞生于40至70年代。在它的微博简介里,写着电台的实体店地址,“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十三号(三联书店对面)”,正是fRUITYSPACE。

随着翟瑞欣忙于经营地下室,电台更新得越来越慢,地下室成了拐进胡同里的人的“精神良药”——阴差阳错来的也好,经常来的也罢。

推开地下室的门,“结识新朋友,不忘老朋友”这十个大字就贴在门口的墙上。fRUITYSPACE的活动推送透着俏皮的冷幽默:““破烂儿节”今天下午三点准时开扔”,“本地下室舞台附近在施工(因为楼上漏水),但依旧欢迎大家来喝酒,面对着一屋的碎石喝一杯,多好啊”。

一进地下室便能看见“结识新朋友,不忘老朋友”的标语。

唐子晔/摄

 如果询问熟客们对这里的感受,使用频率最多的形容词是:“舒服!”王大川也这么觉得。他在房地产公司工作,工作对他来说“只是为了糊口,拿份工资”。有一回他带了公司的一位同事来,同事待了几分钟就想离开。“有些害羞,又有些生气,觉得我应该带他去三里屯那种单纯的酒吧,”王大川点了根烟,“我们房地产公司嘛,怎么可能喜欢这种地方呢。”

王大川没想过,“混”在房地产公司的自己有一天也能办展览。他经常出差,到外地最爱逛旧货市场,这几年他主要收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丢弃的胶片,记录的是普通人的生活。这和翟瑞欣的喜好对上了胃口,两人拿出部分藏品,组了个展览,叫“被扔掉的形态”。在公众号推文里,翟瑞欣写道:“对于这个“展览”,各位就见仁见智吧,随意但不随便一直是我们地下室做展览的原则,当逛博物馆也好,当逛潘家园也没事儿,但我觉着只要你来看了这个展览就肯定有收获,再不济也能让你咧开嘴乐一下。”

小隔间里的常设展览

唐子晔/摄

刘生从事科研工作,偶尔去大学教课,但师生关系难免陷入“程式化”,他更享受人与人之间直接、平等的交流。对他来说,放映的片目和映后的讨论一样重要。通常,他搬把椅子坐在十几位观众对面,不用话筒,声音不大,时不时要对抗地铁沉闷的轰隆声。

极速赛车APP比起展览和电影放映,音乐无疑是fRUITYSPACE更重要的部分。乐评人EdwardSanderson评价:“fRUITYSPACE真的很重要,它是中国为数不多可以体验这种表演的空间之一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翟的日子很好过,他有自己的难处。”开业第一年,翟瑞欣经常因声量过大和邻居吵架,搬家的念头也会浮现,但“再找一个样的地方不容易”。他和三里屯的画廊建立合作关系,把一些音量过大“想接接不了,不接又可惜”的演出安排在那里。

极速赛车APP在采访问题中涉及到开店的细节,他不耐烦地回答:“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,就特别普通一事。我也不是为了写书立传,把每个细节都记得特别清楚,然后以后给人看我多伟大,我不记这个。你问我细节,我真想不起来。”

谈论起翟瑞欣,有人评价他“有文化野心”,但刘生认为“野心”这个词太大了,“就是普通人精神生活的诉求,不然我们还能干过对面的三联书店吗?”

即使翟瑞欣“矢口否认”,有人已经敏锐觉察到了这里特有的文化氛围,这种氛围使得这剂“精神良药”以平淡的方式植入了当下时代某些有意义的部分。

Alex Turner来自美国,来中国已经六年,曾去过翟瑞欣的黑胶店,自fRUITYSPACE开业以来就常来这里。“整体的审美和品味,有点西方,和主理人的背景有关,”Alex说,“你想说它国际化也行,想说它有西方音乐的风格也行,但是它就是有中国特点,能看出传承,西化的中国其实也是中国。”

主理人翟瑞欣、姚澜都算是中国独立音乐里的“老一辈玩家”,而在这里表演的大多乐队都属于“新生力量”,无论是在实验音乐圈中知名度较高的“阿部熏没有未来”,还是成员编制尚未稳定的“酸塔乐队”。

在酸塔乐队身上,Alex看到了被誉为“对整个中国独立音乐最有影响的乐队”P.K.14若隐若现的“基因”,看到了成立于21世纪初的北京乐队Ourself Beside Me的影子,也让他想到了一些95后新乐队如GoodbyeHoney Boy,“还是能感受到一些历史的传承,女主唱身上能感觉到中国摇滚乐的那种精神”。

北京实验音乐的场地在近十年内更新换代,从五道口的D-22,到地安门的XP,再到美术馆街的fRUITYSPACE。有人将这里当作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场地的延续和传承,但翟瑞欣不接受这种看法,“我只不过开这么一地方,然后我跟这些人有交集,一些人选择在这演出,就自然形成,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,我没有刻意地要做成谁。”

熟悉这里的人也早就把这里发生的事当作平常事,出现和消逝皆是平常。王大川说,“如果有一天这儿没了,那太正常了。”地下室场地关闭的不可抗力因素很多,而最不可抗因素是“不知道哪天小翟自己厌倦了,不想开了”。

正如坚持了十年的《我的精神良药》电台,节目的更新没有固定频率,一期里播出的音乐风格甚至不统一,一切顺其自然。电台上一期节目发布于半年前,有听众发微博说:“我还是很爱你们的。打起精神来,快更新!”他们点了个赞。

专程来中国美术馆参观艺术作品的人们很难想象,在离美术馆仅100米的胡同之下,藏着一个做“不正经艺术”的地下室:有风格多变的现场音乐演出,有奇怪的展览,有纪录片的放映和讨论会;还有独立出版物,原创音乐厂牌的唱片,自己设计的T-Shirt。份量不多,自产自销。

自产自销的T-shirt摆在小隔间里。

唐子晔/摄

而这一切,都始于在北京提供一个音乐小场地的念头:没有舞台,没有装修,为了让来的人“不用端着”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刘生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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